历史证明：任何改革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困难。东湖开发区也不例外。
武汉市委常委曾在开发区检查工作时希望“开发区的事争取在开发区内办好”。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否真的做到了这点呢？这几年来的事实并不全数如此。
一些开发区人士说：“开发区的事拿到开发区外就不如区内好办了！可很多事又非得在区外办不可！”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当初设立时，就以“小政府、大社会、全功能”为宗旨。如今运行的也不全如当初想像的那样“高节奏、高效率、全功能”为宗旨。一位同志感叹地说：“你在开发区内高效率地干，急得不行，你一拿到外面报审，人家一拖，全给你抵销了。”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这关系到一个政策迅速到位和权力如何下放的问题。
今年6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了个67号文件：《关于加快我省经济技术开放开发区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它的中心其实是授特权给省内的开发区，《通知》中所列的部分“特权”早在“东湖”创建伊始，有关领导和部门就已认定“东湖”可以享受，但迄今，很多方面仍未落实到位。
开发区一位处长对着《通知》一条条地为记者分析：“3000万元的项目审批权我们没有；能源交通项目审批权我们没有；500万元以下外商投资批审权我们没有；环境管理审批权限我们没有；确认和考核三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型企业、技术先进型企业的权限在外，还有劳动、人事、工资等诸方面，省里都已规定放权到开发区了，面我们……”
“开发区是新老体制交错的地方，不能说不带有老体制的痕迹，这就需要一些部门的观念迅速转变。”还是这位处长的观点！
某重点大学，在开发区办了10多个公司，一年产值2000万，看似吓人，其实还赶不上区内的有些民办公司一家的年产值。据开发区内行家分析说：这是体制问题、校长的观念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些校办产业尽管在开发区，但仍受着学校诸方面牵制，没有真正走出来，没有“特”的味道。汉粤高科技联营公司总经理张传武说：“校办产业的发展前景不太乐观，这主要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预太多，企业的负担过重。另外，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大大影响和损害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记者同时在采访中感受到，科技成果如何迅速转让、科技人才如何合理流动，也是摆在开发区面前的两个显得迫切的问题。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技术交易市场！尽管这里也有一个成果公司，于外商而言，“东湖”最大的特点是技术入股，可“洋老板”们把钱带来后往往并不能很快且如愿地像在商店里买东西一样挑选到自己满意的“科技成果”（要知道、开发区内的大学、大所一年有近1000项技术成果问世！)。开发区一位人士抱怨说：“大专院校的成果转让有惰性，每年没有拿出新的东西来供我们选择。有时即使选中了，如果转让，经过的手续太麻烦，有的还要找国家教委批。技术入股、吸引外资，这该是多好的机会！”
有些大学老师手中有好的项目，想出来办公司，学校不放。要走可以，退掉住房，孩子上学、老婆工作不管了，煤气也不供应。理由是：为了稳定！这在开发区内已不是个别现象，它极大地制约了开发区人才的引进。
缺乏标准厂房是记者在本文中要述及的忧思之三。
这里有一位台湾商人的代理人与东湖技术开发区一位处长的对话记录：
“你这里有没有标准厂房？”
“现在正在盖！”
“9月份能不能盖起来？”
“可以吧？不一定！”
“路通了吗？”
“通了。”
“水呢？”
“有水。”（其实是临时用水）
“电通了吗？”
“通了。”（其实是临时用电）
“气通了吗？”
“没有！”
“电话通了吗？”
“有！”
“有是什么概念？”
“……”
这位处长事后对记者说，接这样的电话，心里真有点发虚，因为东湖开发区目前除了“长飞”外，没有一处可供外商选择的标准厂房，连本省内的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已建成了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一些外商拿了钱来，见没有标准厂房，有的失望地走了，有的在等待观望。对外商如此，国内一些企业亦如此。武汉信通公司总经理陶兴安说：“尽管东湖开发区科技工业园已经开工，但是我们仍感到活动和发展的空间太小，形成规模、实现产业化的理想难于变成现实。我们希望，开发区能尽快在改善硬环境方面下功夫。”所幸的是，东湖开发区已把“加快新区建设”列入增大改革份量的计划里。尽管记者在关东、关南看到机声隆隆的场面，但如果从苛刻的角度讲，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是还要更快一点？
如果方方面面都加快动作，劲往一处使，加之“东湖”本身已具的辉煌业绩，谁敢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不是一个“金窝窝”？
（《青年人报》记者高海燕 通讯员梅松 199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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